一、苦难的旅行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三月十九日，芥川龙之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特派员，从东京出发，开始为期四个月的中国视察旅行。该事宜是匆忙定下的。该年一月四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在头版刊登了「本年度本社海外考察人员及留学生」的公告，上面写着「公司的发展兴旺发达，本年度将派遣十名职员到海外各地」，但公告上没有芥川的名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报纸积极充实海外通讯栏目；同时，还将作家作为特派记者派赴海外写游记。二月十日左右，报社打探芥川是否可以作为海外特派记者去中国出差。虽然这很突然，但芥川欣然接受了。这固然是由于中国是芥川长久以来向往的地方，但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理由，就是芥川想从情人秀子那里逃离。芥川前往大阪每日新闻社，询问了去中国的具体条件。
这二、三年以来，芥川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他辞去在海军机关学校的固定工作后，很难调整好生活节奏。无休无止的卖文生活，对他的生活提出了不合适的要求。有时他要通宵写稿。
三月十九日下午五点三十分，芥川乘坐从东京开往门司的夜行列车出发。由于出发的时间不合适，火车一发车他就发烧，整晚痛苦不堪，因此就在大阪下车。经与前来迎接的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薄田淳介商议，芥川就住在报社附近的旅馆观察病情。芥川静养一周左右以后，再从大阪出发。但在下关的客栈他又突发高烧。尽管如此，二十八日，芥川仍乘坐从门司港启航的筑后丸向上海出发，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二、入住里见医院
三十日下午四点，芥川乘坐的筑后丸抵达上海。但因为在海上遇到风浪时晕船，第二天，芥川的身体再次出现异常，住进了在沪日本人经营的医院——里见医院，住院时间达二十天。芥川所患的病是干性胸膜炎，于是，他被发烧、呼吸困难、咳嗽、倦怠感、胸痛等症状折磨。因为需要绝对静养，芥川一到上海，就必须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
刚到目的地就发病，这是多么不幸的遭遇。芥川写道:「一想到我要为这次旅行写文章，心里就觉得不安。」（见《上海游记》五、医院）可以理解，芥川作为一位特派记者被派遣到中国，但刚一抵达就因病住院，处于绝对安静的状态，他无法不感到不安。
幸好芥川入住的里见医院的院长里见义彦是「新倾向派俳人」，很有文人趣味，因此，芥川受到了热情接待。仰慕芥川、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俳人岛津四十起也前来探望。芥川总算度过了困境。他从上海给在东京的养父芥川道章写信，说自己一度担心自己死在上海。芥川在里见医住到四月二十三日，为期三周，总算恢复了体力。芥川出院后第二天就立刻在上海城内参观，并从二十四日开始，跟随大阪每日新闻社上海支局长村田孜郎访问居住在上海的中国文人。
三、与三位文人会
见芥川在上海会见了几位中国文人，写入他《中国游记》的有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三人。芥川简略地纪录了会见的情形。章炳麟是芥川病愈后见到的第一个人，其他两位过了一段时间后都见了面。所有的会见在芥川住院期间都应该事先有预约。
章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是清朝末期的革命家，与孙中山和黄兴并称为「革命三尊」。他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为革命贡献力量。中华民国成立后，他离开政治舞台的第一线，专注于考据学研究，被认为是近代首屈一指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在岩波文库的《章炳麟集》中找到，芥川则是浏览了其中几篇后再与章炳麟见面。《上海游记》中有「章炳麟」一章，以「不知章炳麟的书斋是什么趣味，有很大的鳄鱼标本匍匐着贴在墙上」开始。这个标本与章炳麟一起，一直鲜活地镌刻在芥川的脑海里。
随行翻译是日文报纸《上海》周报的主笔西本省三。话题是「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会见的最大收获是，章炳麟提出的桃太郎观与日本的殖民政策很吻合。听到从这位老官员的口中说出的对日本人进行严厉批评的话，芥川顿时严肃起来。
郑孝胥是清朝旧臣，当时在上海过着隐居生活。芥川去世后，他成为满州国的国务总理。他精通儒学，喜欢写诗、写书法。喜爱书法的芥川很久以前就看过他的书法作品。据佐佐木茂记载：「芥川很早就知道郑先生的书法，因此觉得这次会见令人怀念。」《海藏楼诗集》也是芥川爱读的书。
在上海期间，芥川曾两次拜访郑孝胥。第二次访问的时候，郑孝胥将写有七言绝句的墨迹鲜亮的条幅送给芥川。这或许是郑孝胥很欣赏芥川吧。芥川的认真、说话婉转赢得了郑孝胥的好感。第一次的拜访除了村田孜郎外，还有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同行。据说，当时茶川与郑孝胥不停地讨论「中国问题」。芥川在与郑孝胥的会见记中写道，一到中国，「就特别想谈论政治」。
芥川在上海见到的另一位政治家是李人杰。李人杰名书诗，号汉俊，比芥川大两岁。李人杰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在校期间对共产主义发生兴趣，当年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时，他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据《上海游记》记载，芥川与村田孜郎一同拜访李人杰。李人杰给芥川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头发稍微有点长。长脸。气色不太好。聪敏的眼睛。小手。态度很真挚，真挚中带有敏锐的气质。刹那间的印象不坏」。芥川对他的日语能力很认可，说「也许比我的日语还要好」。
由此可见，芥川对李人杰有好感。陷入政治热情的芥川与李人杰讨论了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发展。李人杰说：「只有社会革命一条道路」。芥川对他的话表示共鸣。芥川在上海与三位文人政治家见面，交流讨论了关于中国的各种政治问题，这对芥三回国后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记录反日情绪
以上海为起点，芥川龙之介辗转杭州、苏州、南京、庐山、长沙、北京等地，该看的看，该听的听，该写的写。他认为这是特派记者的责任和义务。其中，记录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是芥川报道的一个方面。
芥川在水之都苏州旅行时，在天平山白云寺被大量的排日标语吓了一跳。他写道：「在倚山而建的凉亭的墙上，有很多排日标语」，并把其中的几条写在笔记本上。如：「诸君在快乐的时候，不要忘了三七二十一条」及「狗和日本奴才不能在壁上题字」。
芥川作为一名记者，关注这些作为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涂鸦，并将其记录下来，以此来揣度中国人的心思，看到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这凸显了芥川新闻记者的本色。他将这种排日标语客观地记录在游记中。
芥川之后访问了反日运动高涨的湖南省会长沙，记录了反日运动的情况。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地区孕育了许多革命家。「革命三尊」之一的黄兴，还有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就出身在这里。
芥川在长沙的足迹所至，引人注目的是参观女子师范学校，了解排日运动。他在小说《湖南的扇子》（《中央公论》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那天早晨，我去参观一所女子学校，对异常强烈的排日气氛感到不快。」他在《杂信一束》中的「七学校」一章中，更具体地描写了排日运动的情形。女学生们为了排日不用日本产的铅笔，而用毛笔做几何与代数题目。芥川提出要参观宿舍，但因为之前发生了日本士兵强奸的事，所以被拒绝。
就像之前在苏州郊外的天平山白云寺仔细地记录下了排日、反日的标语一样，芥川也清晰明确地写下了在湖南的中国人反日运动的情况。而且，他知道直白地写会有问题，于是就在修辞上下功夫，用笔时不露声色。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太好写，因为这是在揭露日本政府殖民政策的失败，但是，芥川还是从众多的中国见闻中选择这些内容并特意写下。这也是身为记者的芥川的长处所在。
芥川明确地感受到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乃至反日运动并写下报道，这种写作追求在他回国后，成了创作《将军》、《桃太郎》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土壤。
（本文译自关口安义《芥川龙之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