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的中国电影界发生多起事件：对于有进步意识的电影，国民党进行了猛烈弹压；阮玲玉自杀；电影界左翼运动的领袖田汉被国民党逮捕；蔡楚生的《渔光曲》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荣获荣誉奖，向国内外展示了中国电影的存在；艾森斯坦拍摄了梅兰芳访苏的电影。
就在这一年，日本电影人岩崎昶第一次在上海的明星、艺华、电通等公司的电影拍摄场所访问，并在艺华公司与导演应云卫、史东山等进行恳谈。此后，岩崎昶将在这次上海之行中的印象写入《中国电影论》一文，刊登于《电影艺术》杂志（协和书院，一九三六年出刊）。岩崎昶在文中写道：我去上海参观访问时感到惊讶的是电影在中国起到的重要文化作用，这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在上海，没有人看不起电影，甚至可以说电影处于文化的中心，其他艺术处于从属地位。电影与小说、诗歌、戏剧比较，是已经通行于全国的表现手段，有整体性的文化背景。大家都意识到制作电影是一项具有重要文化意义与价值创造的工作，因此在拍摄电影时十分注重电影的社会作用。
岩崎昶还写道，他觉得中国电影导演与日本电影导演的很相似。史东山像阿部丰，岳枫像岛津保次郎，孙瑜像五所平之助，应云卫像村山知义。中国电影中的新创造，他认为是迫于社会压力。他还指出：」清新与未熟、泼辣与粗笨、激进和反动相互预存，处于混沌状态，中国电影的发展，就取决于这些相互抗争的对立势力在今后的发展消长。」关于中国电影的缺点，岩崎昶认为主要是剧本粗糙，很多电影剧本像话剧剧本；在导演的表现手法中，摄影机角度变化较少，电影画面固定好像舞台，登场人物的表演也戏剧化；大量采用怪模怪样的象征主义风格。
与岩崎昶同时，日本改造社的创办人、社长山本实彦也辗转来到上海。有一天傍晚，山本实彦在位于北京路的金城大戏院看了电影。山本实彦写道：这是一家几乎只是接待中国观众的电影院。花一元钱购买了一张座位号是A17的电影票，那张电影票上还贴着国民政府一分钱的印花税。我对上映的电影没有兴趣，只是想好奇看一眼聚集在电影院的观众的情况，然后了解一下什么样的电影主题是受到欢迎的。我在影院看了一个小时左右，觉得电影不太有意思。该片叫《寒江落雁》，内容是说孝和爱不能两立。作为门外汉，我不明白其艺术价值，我想总归是与《不如归》（根据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同名小说改编）、《金色夜叉》（根据日本作家尾崎红叶同名小说改编）一样的东西吧。是一九三四年末由联华公司出品的电影，导演是马徐维邦，故事充满感伤意味。山本实彦在该文结尾总结说：我深切地感到电影对于现代中国觉醒的作用，可以说是在学校以上（《中国》，改造社一九三六年九月刊)。
关于中国电影观众，长期在上海工作的日本电影制作人辻久一在《美国电影与中国》（《中国文学》，昭和十六年一月号）。一文中说，中国观众虽然也经常看美国电影，但相对于美国电影，苏联电影的影响更大。他还指出：上海观众绝对是喜欢国产电影，而对语言不通的美国电影并不待见。关于中国电影的表现手法，辻久一这样写道：中国电影是甜美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抒情气氛浓郁，也很有趣。相对来说，现代题材的电影比较拙劣，以旧时代为题材的电影比较好。我虽然说不清楚，但总能感受到其中有一脉相承的京剧传统的韵味。但是，中国电影似乎不注重应该成为新电影表现基础的现代演剧艺术。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电影必然受到美国电影的影响，但对中国电影的京剧风格并没有否定
辻久一还在发表在《映画评论》昭和十三年六月号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上海等地，长期被美国电影占据的电影市场虽然也放映日本电影，但中国电影观众却对日本电影并不心动。即使日本人成立了『满映』与『华北电影』等公司，拍摄由中国人主演的中国风格的电影，但中国观众并不认可」。有一位日本教员曾说：「在满映建立演员训练所后，以未来成为电影演员为目标的中国学生们来到了训练所。虽然他们的知识水准在一般人之上，但许多学生却没有看过日本电影。四十名中国学生中，没看过日本电影的有三十四人，看过一次的有四人，看过一次以上的有二人。看中国电影的有三十人，看西洋电影的有七人（《电影评论》昭和十三年六月号）」。
一九四二年五月，《热砂之誓》的中文版在北京上映。虽然该片放映的两天期间有三千五百四十四位观众进入电影院，是到此为止入场观众最多的电影，但仍然受到观众的严厉批评，认为该片故事与《支那之夜》的故事重复；导演、演员对中国民情风俗的了解与研究不够；对该片编造的日中男女青年的恋情，观众们更是表示反感。
为此，一位居住在北京、用日语写作的文人黄子明在《电影旬报》一九四三年一月号上曾发表题为《北京与日本电影》的文章，用讽刺的笔调写道：「七七事变后，电影公司似乎从长夜的懒睡中醒来，突然开始策划拍摄『大陆电影』」。从《白兰之歌》《中国之夜》《热砂之誓》等东宝三部曲开始，之后还有松竹的《支那之夜》《樱花之国》与由享有盛誉的导演岛津保次郎执导的《绿色的大地》步其后尘。制作公司意外发财，自然暗中高兴。但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天津，这些「大陆电影」都只是在日本人经营的电影院上映，只得到日本观众的喝采。偶尔出于维护关系的考虑，中国电影院也会放日本的「大陆电影」，但成绩并不理想。
日本试图将电影作为宣传战的武器，以此让中国观众接受「日中亲善」，这在北京和上海都失败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日本人在拍摄上述中国电影时，没有理解中国人的倔强性格。
（根据日中出版株式会社出版的石子 顺《中国电影の散步》中《日本人と中国映画》一文编译）。